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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外院 | 浙师大外院本科“中西翻译理论”课程优秀论文展示(七):周作人译作《侠女奴》中女性主义研究

来源 : 学工办     作者 : 曹静怡     发布时间 : 2021-02-06     浏览次数 : 10

授课教师评语:周氏兄弟的翻译是翻译研究极富魅力的话题,几位同学的课程论文选择了鲁迅与周作人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思路清晰,论点合理,但在中文行文和注释完整性上有待加强,另可进一步参考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周作人译作《侠女奴》中女性主义研究

2018级 翻译专业 曹静怡

 

内容提要】《侠女奴》是周作人以女性笔名“萍雲”在《女子世界》(晚清著名妇女刊物)上发表的连载文章,是其翻译的首部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周作人的思想中重要一部分是妇女观与性的观念,他曾多次使用女性笔名或以女性口吻撰写文本及发表作品。本研究旨在探讨周作人早期译作《侠女奴》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体现。

关键词】《侠女奴》周作人女性主义

 

一、 译者简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櫆寿(后改为奎绶),后改为周作人,字星杓。他一生曾用笔名90多个,常用笔名有遐寿、仲密、岂明,以名行世,乃中国文坛举足轻重一人,是中国著名散文家、诗人、思想家,在中国翻译事业上也卓有成就。[1]

周作人幼时就读于“三味书屋”(晚清绍兴府城内著名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汉学教育,后于清光绪二十七年秋入江南水师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开始翻译英语作品。1906年,追随鲁迅东渡至日本深造。周作人一生翻译了大量日本古典文学、古希腊文学、英语文学作品,包括《浮世澡堂》、《财神》、《红星佚使》,并与其兄“周树人”,即鲁迅,合作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等作品。[2]

周作人一生关注女性,尊重女性。他的“人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妇女及性的关注[3]。1923年的《北沟沿通信》此文章周作人系统发表了他的妇女观[4]。周作人抨击对女性的性侮辱、性歧视,强烈谴责男子将女子作为玩物、作为生育工具的妇女观,打破男女不平等的性道德,呼吁女性解放。周作人也翻译了一些关于西方近代性观念与性心理学知识,比如蔼里斯的性心理学,凯本德、倍倍尔的妇女学, 泰勒、弗莱泽的文化人类学等。[5]

 

二、 翻译背景简介


晚清时期,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社会上掀起了各大思想变革风潮,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带来的不止是社会动荡,还有进步的思想。这时候中国的封建礼教逐渐衰微,西方进步思想正在撼动中国封建思想的地位。1898年,戊戌变法实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倡导西方思想,推行清末新政,倡导社会变革。旧时社会讲究“三从四德”,女性更像是被封建礼教所绑上镣铐的“囚徒”。此时的中国女性号召“解放”,在大众呼吁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下,妇女以谋求自身权利[6]。她们反对缠足,兴女学,倡导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同时争取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平等与自立自强”。社会上也涌现出一些“女报”。1898年出现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1904年1月17日,《女子世界》于上海创刊。金一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7]

《女子世界》第5期卷(阴历四月初一)上刊登了署名为“吳萍雲”的文章——《因花集:偶作》、《说生死》和《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此为周作人首次公开发表作品,。《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以“我女子”身份叙述,文中提到:而“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因而,应一脱“以花字女子”之“恶根性”[8]。周作人为何使用女性笔名以及用女性口吻投稿,或许是其自身的意愿,或许是为了吸引编辑的注意(当时撰稿人大多为男性),但是终其目的还是宣扬女性解放。

1904年周氏兄弟的祖父过世,而此时鲁迅正在日本,无法回国,故周作人处理后事。后周作人前往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但后并未被续聘,于十一月回到了南京。也就是大概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开始着手翻译《侠女奴》[9]。《侠女奴》译自《天方夜谭》(又名《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一章,于1904年《女子世界》第8期卷(1-10页)首次连载,后分别于第九期卷(11-20页)、第11期卷(21-28页)、第12期卷(29-42页)完成连载,于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九日译毕,共一万余字。后于一九〇五年六月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四一)说:“译本虽然不成东西,但这乃是我最初的翻译尝试,时为乙巳(1905)年的初头,是很有意义的事。”[10]

 

三、 《侠女奴》中的女性主义分析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一书作为一部民间故事集,对世界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创作中的“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一千零一夜》较晚传入中国,最早由周桂笙(1873-1936)翻译,他在1903年出版的《新庵谐译初编》中翻译了其中几个故事。1904年,周作人译作《侠女奴》(即The history of Ali Baba and the forty robbers)在《女子世界》上横空出世。周氏通过不同的翻译手法塑造了女奴曼绮那的“侠女”形象,体现了周作人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引起当时社会女性的共鸣。以下研究以劳特利奇出版社(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于1890年出版的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为底本。[11]

 

(一)标题

目前,中国人所熟悉的The history of Ali Baba and the forty robbers译名为《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么周作人为什么将这篇文章译为《侠女奴》,是周的“误译”吗?笔者认为,这是周的有意之为。

英文标题并无“侠”字,而周作人译出了“侠”。按照周作人在翻译此文时惯用的直译法,应为《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但在此处,周氏运用“改译”策略,《侠女奴》该书名将以男性为主角的故事变为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更加吸引女性读者。《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这一书名凸显的主角为阿里巴巴以及四十大盗。而题为《侠女奴》,这将故事的主角易位,变为女奴曼绮那,抓住了原作真正突出的角色。

中国武侠小说钟爱“侠”,“侠女”也属此类小说中传统的人物形象。“侠”本义是指武艺高强,见义勇为,舍己助人的品行[12]。“侠女”乃正义、舍己为人的女性。周作人对曼绮那形象进行再塑造,曼绮那被塑造成极富智慧、侠肝义胆的女性形象。

周作人在1905年上海小说林社出版的《侠女奴》前添加了前言,“有曼绮那(Morgiana)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数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13]”周的该段话阐述了自己的翻译基调以及翻译目的。曼绮那如侠女红线一般,同为地位低下的“贱隶”,处于相同境况。这种身份使二人虽然处于主仆关系中,不为解救天下苍生,以为主人排忧解难为己任,将“大义”缩小到“小惠”。该标题直接指出周作人塑造的主角为曼绮那,并为塑造别有一番风采的女性形象奠定基调,展现出周氏的女性主义思想。

 

(二)情节

对比周作人的译文与出版的原文,周的译文中出现了原文中没有的描述,也就是对一些情节进行了增译。此段为曼绮那初次出场。



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先生用文言文翻译的《天方夜谭》,该版本流传甚广。译文中关于该情节的描述为“女婢玛奇亚那已启户待,爱里巴柏知其狡黠有才,具告所遇,付以尸,命设法掩饰,使人不知为磔死也者。”事实上,相较于周作人的译文,大多数译者并没有对Morgiana进行过多的修饰与阐述。但是在周氏译的此段中,增译了“器重”二字。“器重”意思是长辈对晚辈或上级对下级看重。此处点出“埃梨十分器重曼绮那”,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曼绮那是主人家的“左膀右臂”,受到主人的信任与尊重,也是对女性地位的一定“美化”与“提升”。周作人增译了对曼绮那在埃梨心中的形象,使这个聪慧的女性人物更加鲜明,也为后文曼绮那为救主人、智杀盗匪进行铺垫。在主人家遇到困难时,挺身而出的是一介地位低下的女奴,她并非贪生怕死之徒。

 

(三)结局

周作人处于晚清时代,从《侠女奴》全文来看,周氏的翻译事实上更遵从逐字逐句的“直译”。但是从本文多处都可以判断出此篇出现明显的情节删节。



根据原文及目前最广为流传的纳训译作,此段意为Ali Baba感谢Morgiana的救命之恩,愿将许配给其子。后对侄子说:“孩子,你按我的话去做,日后必定会兴旺发达起来的。马尔基娜这孩子聪明过人,性格忠厚,实在难找哇!”……但是,周作人并未译“将以汝为吾子妇”后埃梨对其子的叮嘱,而将整个段落省略,加译曼绮那拒绝主人的情节,表达其不愿做富人妇的想法,此为带有目的的“豪杰译”。什么是豪杰译?郭延礼在其《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对“豪杰译”作了如下定义:“所谓‘豪杰译’指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翻译家的翻译,他们为了强调小说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常常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任意删减,这种改编式的翻译被时人称为‘豪杰译’。”此种译法从日本传入,在晚清时期甚为流行,始于梁启超,包括鲁迅在内的大量晚清著名翻译人士都会采用此法,以适应当时社会风潮及传播文化的需要。

在封建时期,中国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讲究等级制度,仆人或许也是要遵从主人的意愿。对地位较低的女奴来说,主人的话语需遵从而不抵抗,且嫁给主人之子何其幸运。但是曼绮那虽为女奴而并不拘束于主人的恩赐,敢于拒绝埃梨赐予的婚姻,不受荣华富贵的诱惑,刻画出其勇敢、无畏、正直的形象。通过对这种异域人物的转写,周作人或许也是希望唤起女性对封建礼俗的反抗之心。再看最后一段。



周作人在结尾段使用此种“劫持式”翻译,省略了埃梨之子答应与曼结婚、婚礼筹划等情节,将故事结尾改写。曼绮那不顾自身,舍生取义帮助主人消灭四十大盗后,而不求回报,此等侠肝义胆令人敬佩。女性在帮助男性达到一定预期后“不知所终”,体现了女性的无私奉献及不求回报的高尚品质。“女性将自我的存在感建立在自我牺牲和自我消解的过程中, 从而建构崇高的心理约束机制。”这样的结局也效仿了唐代侠义小说《红线》中女主角红线的结局——“红线拜且泣,且伪醉离席,遂亡其所在”,创造了“周氏武侠小说”风格。周作人通过“豪杰译”手法,刻画出一名舍己为人、不求回报的侠义之女,体现了其较为明显的女性主义。

 

四、 结语

本文研究主题为周作人翻译的作品《侠女奴》中其女性主义。第一部分对周作人生平进行概述,并指出周氏的女性主义思想。周作人生于清末民初,当时的女性正在发起“女性解放运动”。第二部分讲述了周作人翻译The history of Ali Baba and the forty robbers作品的背景。后概述周作人在翻译《侠女奴》时的所处概况,以及《侠女奴》的简介。第三部分为本研究重点:通过分析周作人的译作,来研究其中女性主义的影子。在翻译标题时,周作人采用“改译法”,虽无“侠”而译为“侠”,重塑了曼绮那“侠女”形象。在故事情节中,周氏大量采用“增译”,以丰富风度曼绮那的聪慧形象。最后,周氏改写了原文结局,脱离原文的架构,这体现了明显的“豪杰译”。“不知所终”的结局与中国武侠小说《红线》中的红线一角结局相呼应,体现了女侠行侠仗义而不求回报的洒脱情怀。周作人将女奴曼绮那塑造成了侠肝义胆的女性形象,诠释了他的女性主义思想,并通过翻译的形式以达到呼吁女性解放的目的。

 

——

[1] 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第十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18,42,76,266,269页。

[2] 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第十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0-12,24,28-29,34,43-44,52,132,279页。

[3] 徐从辉:《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4]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167页。

[5] 李奇志:《伟大的捕风——周作人女性思想评述》,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30-135页。

[6] 杨联芬:《晚清女权话语与民族主义》,《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9年,第295-316页。

[7]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1904年第1期卷)》,1904年,第1-3页。

[8] 吳萍雲:《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女子世界(1904年第5期卷)》,1904年。

[9] 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第十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1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四一)。

[11]宋声泉:《侠女奴》与周作人新体白话经验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21-133页。

[12]侠.汉典

[13]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第十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4]李长林:清末中国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国外文学》,1998年4月,第121-125页。

[15]奚若旧译:《天方夜谭》,湖南:岳麓书社,1987年,第445页。

[16] 纳训译:《一千零一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7页。

[17]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18] 李贞玉:周作人早期译文的翻译策略与性别观念——以《侠女奴》为中心,《励耘学刊(文学卷)》,2013年,第134-146页。

[19] 吕智敏主编:《十大侠义小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12,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