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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外院 | 浙师大外院本科“中西翻译理论”课程优秀论文展示(六):浅谈《大清律例》翻译——以小斯当东英译本为例

来源 : 学工办     作者 : 赖宇航     发布时间 : 2021-02-05     浏览次数 : 10

授课教师评语:本文讨论的小斯当东译本是近代译史上的著名翻译事件,也是法律文本翻译,有其专业性。作者注意到了译本是彼时西方对中国形象建构的组成部分。王宏志教授是此题目的专家,作者似乎没有参考。此外,如能对西方法律、刑罚史(可参福柯等)增加了解,对译本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浅谈《大清律例》翻译

——以小斯当东英译本为例

 

赖宇航 翻译181班 

 

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译著和作品引发“中国热”,席卷欧洲各国,包括英国。面对中国这个庞大而神秘的帝国,英国人心向往之。工业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英国人在各方面都想更深入了解中国,以便开拓国际市场,为资本利益做打算。1810年,英国政客小斯当东翻译清朝法典《大清律例》,并在英国伦敦出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法西传。本文主要介绍《大清律例》产生的背景,并结合英国历史时代因素,探究其被西传的客观原因,最后讨论《大清律例》的翻译及该翻译对西方的影响。

 

一、《大清律例》的由来
公元1644年,清朝从李自成手中夺得天下,但其统治者在入主中原时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尤其在法制方面,关外游牧民族使用的法律体系显然不能用于管理关内纷繁复杂的汉族社会。顺治帝本人也曾担忧:“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1]清统治阶层清醒地认识到,应沿用明代已成体系的《大明律》,作为权宜之计。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提到:“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副予刑期无刑之意。” [2]


然而,《大明律》并未被很好地贯彻、实施。不久,不少官员上书建议重新商议《大明律》中条文律例的繁简及相应惩罚的轻重,重新将它们修改、汇编成册,昭告天下[3]。乾隆五年(1740年),《钦定大清律例》问世。


二、《大清律例》西传的客观因素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扩张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英国领先欧洲各国,开展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享受机械给生产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英国对原料和商品市场的需求也迅速扩大,资本主义扩张由此兴起。在占有印度,攫取大量利润后,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英国人眼中又一个合适的选择。为开拓中国市场,英方先后在各个领域对中国进行考察、探访,以加深了解,为来日的扩张铺平道路。

 

(二)小斯当东与《大清律例》

小斯当东(1781-1895),全名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英国旅行家、政客、政治家、汉学家,热衷研究中国文化。 1792年9月26日,小斯当东随着英国使团出使中国。在近一年的航程中,他得以和船上的中国籍传教士学习汉语。

1793年9月14日,小斯当东见到乾隆皇帝。由于他会讲汉语,且年纪尚幼,因此深受乾隆皇帝喜爱。这一段特殊经历为他以后从事汉学研究,开展对华活动奠定基础。[4]

1800年2月19日夜,英国水手向中国渔民开枪打伤 1人,另1人落水后死亡。一开始 ,清政府态度强硬,要严查凶手,虽然经过审讯,后来不了了之。英国人得知审此案的法律依据是《大清律例》,希望得到这份法律文本,两广总督吉庆不愿意将此交给外国人,便从中摘出6条印了100份交给英国人,小斯当东将这 6条译成英文。[5]这很可能是小斯当东全篇翻译《大清律例》的开始。

 

(三)小斯当东眼中的《大清律例》

小斯当东在其《大清律例》英译本的译者序中提到,“中国现行法典的起源非常久远。虽然结构比较新,但却由于因循守旧而显得难以理解,古老的法典设计和现在的情况毕竟无法完全兼容。出于对法律渊源的尊重,法典只做了谨慎甚至艰难的调整,而不是根据形势变化对部分内容弃之不用或作出大幅更改。”[6]他还认为“中国法律在很多方面都难以定义。我们不可能在其中找到诸如‘无罪推定’和‘不可自证其罪’等英国法律的显著原则。” [7]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大清律例》乃至中国法律的态度。

但小斯当东认为,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开展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必须让英国熟悉并掌握《大清律例》,因此无论花费多少时间、精力都是值得的,《大清律例》的内在价值、权威性、揭示性和英国人对它的好奇心完全可以弥补它自身的缺陷。《大清律例》比中国任何一部书都更能反应中国政府的体制、结构和中国人民的总体状况。[8]

 

三、《大清律例》英译本的简要分析

 

小斯当东在译者序中提到,“自始至终,译者(小斯当东)时刻牢记的首要目标就是用合适易懂的语言传达出每条每段的完整含义。换言之,就是尽可能地在不可靠不准确的意译,以及缺乏文采、不合文法的直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译者同时也明白,是否保持原文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其实无足轻重,因为他要说明的对象是法律的性质和原则,而非中国人的语言。”[9]由此可知,他致力于把《大清律例》以最忠实的语言翻译出来,让英国读者最直观、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法律,而不再像从前一样,听传教士的一面之词来了解中国。

 

(一)语言风格

法律文本的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不需要花哨的语言,不能留给读者虚假之感,一定要抓住法律的本质和法律的原则,尽量保持法律文本的朴实文风。[10]

本节任意挑选《大清律例》英译本的内容与19世纪英国本土某法律条文进行对比。



不难发现,就语言风格而论,《大清律例》英译本和英国法律条文并没有太大差异,这显然有便于英国读者阅读。同时,这也说明小斯当东在翻译过程中遵从法律翻译的朴实性原则,限制文学性发挥,让法律的翻译更加准确。

 

(二)翻译处理

本节节选《大清律例》中有关婚姻的律法进行讨论,以小斯当东的翻译目的为导向,辩证分析其在翻译过程中相关的处理。



清代的“定婚”即订婚,但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清代订婚需要男女写下订亲之书并互相交换。译本中,译者使用“contract(订立契约)”,准确地传达出清代订婚之特点。

“两家明白通知”暗含互相的动作关系,这在译者的译文中也得以体现。译者使用“reciprocally”将这层含义表达出来。此外,“明白通知”亦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通知”,另一层是“明白”。译者打破原文语序,分别用“explain”和“understand”体现原文内涵。



清代,“主婚人”是男女双方拥有子女婚姻决定权的长辈。由于西方没有该概念,所以译者用后置定语“having authority to give her away”进行解释,既到位,又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包办婚姻的特点。

译者还额外解释“成婚”的含义。其中,译者用“present”表示出嫁的意思。而“present”多为典礼上“赠送、授予”的意思,译者使用这个动词,准确体现中国女子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



译文中用增补“lawfully”来翻译“应为婚者”中的“应”,体现清代法律在婚姻中的约束作用,意思准确、恰到好处。“纳聘”中的“纳”字本意是接受,而在此处其实有送出和接受的两层含义,译者在译文中用“delivered and accepted”增补,让英语读者理解得更加透彻。



翻译“嫁人”时,译者将其译为“give sb. away”。“give sb. away”在英文中特指西方基督教婚礼上,将新娘交托给新郎的行为,这相当于是原文中“嫁人”的对应词,从此可以看出译者为翻译的准确、典雅而做出的努力。



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中,“妾”与“妻”有着很明显的身份差异。妻子是男主人的原配,地位远高于其他的妾。在该翻译中,译者通过增补定语“first”、“principal”和“inferior”来修饰“wife”,直观地向西方读者体现配偶的等级和地位,是对法律翻译朴实风格的遵从。



翻译“豪强势力”时,译者增补“confiding in his power and influence”,意在为读者解释豪强势力之人的特点。“绞监候”是清代一种缓刑,指的是先关押犯人,过了秋天再决定犯人是否该被绞杀。[13]译文中,译者将此处译成“being strangled after the usual period of confinement”,未译出免罪的这种可能,此处作者认为译者没有完全了解该刑罚,译文有失偏颇。



译者将“义绝之状”省译。“义绝”是中国封建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离婚的条件,按唐律规定,所谓义绝,指夫妻任何一方,对另一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殴、杀等情事者,必须强制离异,违者判处徒刑。[14]但是译者未译出该含义,十分遗憾。

 

四、结语
《大清律例》在伦敦出版后,同年,许多杂志刊登了相关评论,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等等。可见《大清律例》英译本在英国社会影响之大。小斯当东早已意识到中国法律的陈旧与不足,他希望通过翻译的方式,让英国人民通过了解中国法律,逐步认清这个庞大却脆弱不自知的帝国。他的翻译让英国人第一次完整接触中国法律,很大程度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甚至成为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隐性因素,体现翻译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小斯当东以翻译目的为导向,严格遵循以准确性为主的翻译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翻译原文,用简洁易懂的方式翻译《大清律例》。结合翻译目的,尽管偶尔有意思的偏差或含义的缺失,小斯当东的翻译基本上将中国法律的性质和内涵传达给西方读者。小斯当东的《大清律例》英译和出版开启了忠实翻译的新时代。在之前,为方便传教,一些传教士普遍习惯将所见所闻美化,载入自己的译本,让西方读者对中国存在一定程度误解,盲目地追崇中国。而小斯当东秉承客观前提,力求准确,开启传教士翻译新时代。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来华,他的传教策略迥异于耶稣会士,传教的成就不大。但是,他翻译的《圣经》和中国文化典籍作品,如《三字经》《大学》等非常忠实于原文,可以看出其翻译受到了小斯当东的影响。[15]

 

———

[1] 王宏治、李建渝点校:《顺治三年奏定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2]《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甲戌。 

[3]《清史稿》卷142,志第117,刑法一。

[4] 林海:《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将<大清律例>带到西方》,《检察日报》,2015年1月21日第3版。

[5] 侯毅:《欧洲人第一次完整翻译中国法律典籍的尝试——小斯当东与<大清律例>的翻译》,《历史档案》,2OO9(4),第98页。 

[6] 屈文生,靳璐茜:《小斯当东论中国与中国法——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译者序(1810年)》,《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01期,第89-102页。 

[7] 屈文生,靳璐茜:《小斯当东论中国与中国法——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译者序(1810年)》,《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01期,第89-102页。 

[8]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小斯当东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第18章:《大清律例》(英译本)的出版(1810年)。 

[9] 屈文生,靳璐茜:《小斯当东论中国与中国法——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译者序 (1810年)》,《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01期,第89-102页。 

[10] 魏小璞:《法律英语的模糊现象及其翻译》,《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5(2),第75-77页。 

[11] 因小斯当东英译本原文无法找到,本文英译本均选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大卫·乔丹(David K. Jordan)教授在其个人数据库(http://pages.ucsd.edu/~dkjordan/)收录Ta Tsing Leu Lee节选片段,其对小斯当东原文中存在的拼写错误和拼写方法进行过修正和更改。 

[12] 节选自英国官方法律发布网(https://www.gov.uk/research-for-development-outputs/vawg-legislation)。 

[13] 郭翔:《犯罪学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4] 邹瑜:《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15] 赵长江:《<大清律例>英译: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首次直接对话》,《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年9月第20卷第3期,第102页。